【写在前面】从1982年大学毕业至今40年来，我在计算机行业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旅程，“与研究生聊技术人生”系列包括《我的知青岁月》、《我的大学生活》、《我早年的科研与教学工作》、《清华园的博士后经历》等4篇短文，写了我的成长经历和“过来人”的一些认识与体会，这些陈年旧事，过往得失，本宜暗自怀揣，不足为他人道起。每个人的学术道路必须靠自己去摸索，我不敢传授什么方法或经验。若蒙各位朋友忙里偷闲耐心一览，我将至感荣幸！若还能有所裨益，那将是大喜过望了。
许骏：我的大学生活
作者简介：许 骏，理学博士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全国优秀教师，获广东省“南粤杰出教师”奖。长期从事计算机系统与网络技术研究，具有在大型企业（集团）负责技术研发以及在“双一流”高校领导国家重点学科的跨界工作经历，曾任广州电子集团公司总工程师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院长。现任华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广东高校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，兼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信息网络专委会副主任、广东省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、广州市电子行业协会副会长。近年来带领团队主要从事云计算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，曾受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厅“粤教云”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专家、深圳市发改委教育大数据工程首席科学家。出版《移动自组织网络》等学术专著6部、《计算机系统原理与应用》等高校教材6部。
1978年3月，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，我们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来的憧憬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相聚在中山大学康乐园，从此我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—中山大学，也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中大77级电子。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差异很大，从“老三届”到应届生，最少的15岁，最大的30多岁。
搁下锄头、洗净泥腿，走进了重点大学的无线电电子学系，作为一名无线电爱好者，我能不兴奋和跃跃欲试吗？当时有两句响亮的口号：一个是要把被耽误的青春夺回来；另一个是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。
大学的学习生活是丰富而充实的，那时的我们年轻有活力，每天往返在教室、饭堂和宿舍之间，大家都不知疲倦地学习。学校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，教室在晚上10点强制关灯，宿舍十一点前也要关灯，同学们想出很多应对的办法：有的在床上或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书（不影响别人休息），有的跑到厕所、水房这些不熄灯的地方看书；或者晚上时间不够用就早上补，干脆早上5点起床在校园里面晨读。当时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并不多，仅有的几本微积分习题集成了抢手货，早就被借走了。班上同学想方设法找到借书人，约好在他还书的时候马上借过来，然后再在班上同学轮流续借。今天的大学生很难理解当年我们的这种做法，因为高校的办学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了。我们班上每一位同学都是好样的，各有各的优秀，各有各的精彩，同窗四年，朝夕相处，我们收获了成长和友情。
来到中山大学上学后不久，我去探访在广州工作的表姐一家，受到热情款待，表姐和表姐夫还执意要陪我去逛街。她俩领着我走进南方大厦百货商店，这可是当年广州最大的商场，我真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。表姐他们兴致很浓，不断地向我推荐各款衣服，但我一直不配合，一味说不合适，最后她俩都发火了，埋怨我太挑剔了。我真是有口难言，说实话，我是口袋的钱不够。我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才第一次穿上皮鞋，那也是单位统一派发的，算是一种福利，人人有份。
我们这一届，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唯一的一届春季入学的大学生，第一个假期是暑假，我要回老家，这当然不是休假，而是家里维修旧房子不能缺少我这个主要劳动力。这次我是搭乘朋友的顺风车回家，这一方面可以省点路费，另一方面想摸摸方向盘，过过开车瘾，上大学前我曾经当过司机，有驾驶证。真没想到，这一次旅途差得把命给弄丢了。当天我驾车跑了一段路，动作娴熟还算专业，开车的感觉真的很爽。中途稍事休息后，我俩互换了位置，他驾车，我在副驾位置上闭目养神。我的这位司机朋友也许是状态不好或者处事过于急躁，似手在开“斗气”车，我曾委婉地提醒过他，但不见效果，在强行超越一辆同方向行驶的货车时，处理不当导致车辆侧翻。我俩是敲碎玻璃才从驾驶室爬出的，幸好只是一些皮肉伤，也没有伤及他人，虚惊一场。当天晚上，我们住在当地车管所的招待所，我这位大学生“穷秀才”正好帮我的司机朋友写事故说明材料，也算是“人尽其才”了。
得益于国家“早出人才、快出人才”的政策，我在大学三年级免修了“数字集成电路”课程，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这是一门首次开设的新课程，任课老师编写了一本厚厚的教材。促成此事的起因很偶然也很有趣，我上课一般很少做笔记，但喜欢在教材上随意写点什么。新学期第一次上课就不小心把教材丢在教室被任课老师发现，这引起了他对我的关注。这位老师并没有对“逃课”的学生兴师问罪，而是理解包容，给我开小灶，专门安排了课程免修考试，当然它要比期末考试难度更大、更严格，既有笔试考理论，还要在实验室考核实践动手能力，最后我的综合成绩是98分，已经接近满分了。免修课程后，老师让我当助教，于是我有机会系统深入学习“数字逻辑设计与计算机组成”等后续课程，并参与了老师团队的科研项目。正是这位任课老师对我专业兴趣的尊重并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，让我的专业特长得到发展和提升。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，我在带领团队从事LED平板显示技术研究时，大胆跳过当时国内外流行的多CPU控制方案，采用微程序设计与专用集成电路的技术路线，“另辟蹊径”实现了“后来居上”，时间基准从us到ns数量级，速度提升1000倍，解决了超大规模LED点阵高速动态扫描和逐点调灰控制等关键问题，这是一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突破，产业化也很成功。当然，这种技术跨越是相当困难的，既要掌握计算机体系结构，又要熟悉算法与软件。我庆幸自己具备这样的优势，这与大学本科免修课程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感恩母校的教育培养，难忘老师的师表风范，师友情谊，弥足珍贵。岁月的磨洗没有让记忆褪色，我的内心深处，始终珍藏着一份中大情结、一片同学深情。
中山大学离珠江电影制片厂很近，免修课程后，我有更多时间去那里看免费的露天电影，自带一个小板登就可以了，这也是我大学生活的一段愉快记忆。
当一名工程师，是我的少年梦。大学毕业分配时，我放弃了到高校任教的机会，主动要求到企业工作。
广东江门无线电三厂是一家研发生产电视机、收录音机和其他广播器材的中外合资企业，我从生产线工人到总装车间技术负责人，两年多时间虽然不长（我1985年离开了江门无线电三厂，调入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），但那是我职业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，这期间的亲身感受和亲历见证，让我看清楚了国内电子信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。当时的一些小事让我印象深刻：产品装配线上国产示波器的水平线总是在飘移，而进口的同类产品却非常稳定；总装生产线如果使用国产焊锡，大量的整机产品就不能一次通过质检……这些事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实际、什么是实事求是。
还有一件小事，它影响了我的工程教育观。
刚大学毕业分配来厂工作的小张，在总装车间当质检员，负责对维修岗位的工人师傅送来的电子产品进行检验，尽管技术性能指标是采用仪器检测，但产品是否合格，他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。工人师傅每天的工作量是有定额的，小张与工人师傅之间的争执就一直没有停止过，主要原因是小张的动手能力一般。我在总装车间当技术负责人期间，厂部决定提高工人师傅的日工作量定额，这个决定要由我去落实。工人师傅有抵触情绪，不愿接受，我完全理解，毕竟每天的工作量增加了。工人师傅对我说：“要求别人做到的，你自己首先要做到。你一天能完成多少，我们就完成多少。”看来工人师傅把我与小张划上等号了，大学生嘛，讲讲理论还可以，动手能力就不一定靠谱了。我认为，工人师傅对我提出的要求很正常，也很合理，绝非刁难我，于是我很爽快地答应了，因为我自己心里有数。我中学就开始摆弄无线电，下乡插队期间还在县农机厂当过电工，后来考上了大学，专业理论与实践能力又得到比较系统的训练。也许工人师傅是准备看我出洋相、闹笑话了。第二天，我准时出现在总装车间的岗位上，干得很投入，当然也很专业，距离下班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，我就提前完成了厂部的新工作量定额，这是工人师傅预先没有估计到的。于是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，工人师傅赶紧劝我别再干了，表示无条件执行新的工作量定额。此事很快就在厂里近千名员工中传开了，有关部门还组织过一次专题讨论，主题是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。
时代呼唤工程精神，工程精神的核心是实践精神。目前，高校“重论文轻实践”的评价机制，严重影响了工程教育的高质量发展。在高校经常见到这样的现象，研究生解决了行业企业的关键技术问题，这本是一件好事，但如果没有在顶刊发表论文，那就要面对毕业或评优时的窘境；在产业领域，大量技术难题得不到解决，面对一些“卡脖子”现象，企业也往往无计可施。很显然，这是考核评价这根指挥棒的导向出了问题。我们呼吁更多的高校理工科教师、研究生走出“象牙塔”，奔赴工程一线，直面应用需求，为行业企业解决难题。在这方面，广大农业科研人员树立了很好的榜样，他们活跃在田间地头，把最好的论文写在大地上，最好的科研成果留在百姓家，令人敬佩！
中山大学校园原来是岭南大学（现在是中山大学南校区），1923年12月，孙中山到岭南大学视察并发表演说，鼓励青年学生“立志要做大事，不要当大官”，直到今天，中山大学还是以这句话为荣，对毕业生的期待，将做成“大事”看作比当上“大官”更重要，至少是同等重要，它影响着中大学子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的价值取向。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，年轻的时候确实曾放弃过进入“仕途”的机会，一直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。
当下人们普遍以官职大小、行政级别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，这种“官本位”现象并不正常，也令人忧虑。前不久受邀参加一个活动，会议主持人问我：除了大学教授，你还有没有别的更好听一点的头衔？我说没有，就是教授，具体一点，二级教授，学科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。我曾经在某“211”高校（也就是现在的“双一流”高校）当过二级学院院长多年，也曾担任大型IT企业（集团）总工程师、地级市科协副主席和成人高校副校长等，尽管已经卸任很长时间了，至今人们还乐于以“官职”称呼我。一个教授，突出贡献专家（我1992年获国务院表彰并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），为什么非要贴上院长这个“官职”标签才能体现其身份价值呢？当然，不是反对做官，更不应该把“当大官”和“干大事”两者对立起来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有些“大事”，确实非“大官”做不了，立志干一番“大事”的人,也要得到领导的支持，才有干成事的可能，至少可能性会更大一些，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今年是我们77级（1978年3月入学，1982年1月毕业）同学大学毕业41周年。41年前，我们挥别康乐园，奔向不同的工作岗位，开始漫长的人生跋涉。遥想当年，我们嘴里轻快地哼唱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”，心下却不以为然：20年，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概念！今天，当年的旋律仿佛还在耳边回响，我们已然真的走过了41年，班上的同学大都已经退休了，我因为挂着“二级教授”和“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”的虚名，还承担着国家、省级科研项目，在读的博士生也需要指导，按相关政策规定，需要延迟几年退休，但也是“加时赛”了。
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，整天忙忙碌碌，一事无成，芝麻绿豆的小官都没当上，更没有干成一件大事，很惭愧也很内疚。好在自己不曾慵懒，没有停步，像笨鸟那样每日先飞，这一路走来，有过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得意，有过“沉醉不知归路”的着迷，有过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迷惘，如今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感谢伟大的时代，给了我从容赶路的时间和空间；感谢领导和专家，你们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指导给了我走对、走好、走远人生路的自信；感谢和我一起赶路的同伴，你们给我机会给我力量；感谢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，你们一声声关切的问候给我不断前行的信心和勇气